【正文】  摘 要：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变市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供应短缺导致住房价格上涨，超越了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他们的住房保障成为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本文分析云南了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的互动互促关系，以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住房问题，提出了根据农民工群体的构成和安居意愿，妥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住房保障；对策
　 城镇化进程是产业不断聚集城镇，农民入城转化为城镇人口，从而扩大城镇规模的一种时代进程。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农民变市民，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是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必然趋势，而土地供应短缺导致住房价格上涨，超越了向农民工这样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支付能力，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云南城镇化进程及其现状
　　云南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山多平地少，全省国土面积94%是山地，坝区土地面积仅占6%。尽管如此，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云南的城镇化建设仍然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城镇化水平由1949年的4.8%上升到2013年的40.48%（全国城镇化率为53.73%）。特别是2010年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以来，云南与全国城镇化水平的差距已出现逐年稳步收窄的趋势，分别为14.48、14.47、13.27、13.22个百分点。但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云南城镇化发展极不平衡。从纵向上看，城镇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13个百分点；城市数量少，结构不合理，昆明与其他城市差距较大，首位度太高；城镇发展布局不平衡，东部多西部少；城镇特色不够突出，功能不够合理，千城一面、重复建设问题依然存在；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县市级投入不足；工业化落后于城镇化要求，产业支撑乏力；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不够强，农民工流动就业占比大，等等。从横向上看，全省城镇化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东部地区主要是以工业型为特征的城镇类型，而西部地区则是以旅游型和农业型为特征的城镇类型[1]。
　　从云南现有城市发展的基础来看，只有1个特大城市昆明市和1个大城市曲靖市，其他城市的非农业人均不超过25万人，大中城市综合规模偏小。针对云南的特点，云南省政府提出，云南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以山地城镇为主要类型、多极化空间布局为战略支撑、多层次城市体系为基础、以特色小镇建设为重要环节和突破口、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制度改革为保障的“五位一体”基本框架，并以发展特色小城镇作为云南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和突破点，充分利用资源、气候、地缘、人文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了束河古镇、和顺镇、新华村、豆沙关等具有浓郁云南特色的一批特色旅游小镇，会泽县被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腾冲县和顺镇被列为全国首批美丽宜居小镇，232个传统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目前云南是全国传统村落最多的省份。
  二、云南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的互动互促关系
　　城镇化是指由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而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逐渐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这样一个过程，主要表现为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及城镇数目增多[2]。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生活的数量继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增加274万人，增长1.7%；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增加359万人，增长3.6%。在外出农民工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3085万人，增加124万人，增长1.0%，举家外出农民工3525万人，增加150万人，增长4.4%，可见农民工群体的庞大。据有关数据，2013年云南省潜在农业转移人口约有913万人左右，扣除到省外就业的120万人和外省籍农民工到云南省就业的140万人，全省农业转移人口潜在转户对象有650万人左右。
　　我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方面。我国城镇化的核心任务是“化”人，就是把农民“化”成市民，也就是农民市民化。从多年的实践来看，由农民到市民是先从农民转化为农民工、再从农民工过渡为市民这样两个阶段来实现的。农民“化”为农民工的第一阶段，总体来说走得比较顺利；农民工“化”为市民的第二阶段，可以用“惊险的跳跃”来形容，这需要创造一系列的条件。只有在条件具备时，才能实现这一“跳跃”，完成我国城镇化的进程,这就要解决户籍因素，特别是嵌入到户籍制度中的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教育等公共产品包含的福利性的制度障碍，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提高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工收入，提升潜在的购买力，推动城市的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系统的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然而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生存现状确不容乐观。首先，文化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农民工普遍只具备初中文化甚至更低，教育程度对他们的工作性质有所限制。其次，由于无法从事脑力劳动和较为复杂的专业技能工作，他们从事的行业多为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二三产业所占比重较高，大多都为最底层的体力劳动工。再次，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对于自身保障的意识较为淡薄，社会保险缴纳和参与比例不高，这就导致许多不平等的劳动合同关系。最后，农民工收入较低，加之劳资双方不平等待遇，形成极为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农民工成为了预防犯罪的主要防范对象。农民工在城市住房现状也令人堪忧。中国城乡土地二元制度让农村和城市的和谐发展产生了鸿沟，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房价高涨，这些现实令农民工更加难以承受。
　 三、云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住房问题
　　住房问题的研究即是研究一个国家如何试图满足人们住房需求欲望不断提高的本性并与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大多数住房问题实际上是失业、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中，也发生人口大规模迁徙而带来的移民群体住房保障问题，欧洲以英国、德国为典型代表的国家以租赁形式为移民群体提供大量的保障性社会住房，有效推进了城市的发展，而更多的国家则是通过国家福利和住房市场政策等方式解决贫困人口的住房问题，使得城镇化水平迅速提升，基本实现了城镇化。
　　实现城镇化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农村人口成功转移到城镇，并且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当中。城镇化水平快速推升，与此同时农民工住房保障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凸出，一是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较差，居住面积小、生活设施不配套、卫生条件差、农民工聚居区社会问题突出。二是农民工获得住房的途径比较单一，并且住房的获取与行业就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有租赁民房：多数是价格低廉、条件简陋的“城中村”民房，这一类型房屋主要是用工规模较小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中打工的农民工比较喜欢。员工宿舍：一般都在用工单位附近由用工单位购买和修建，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给农民工使用，这一类型的住房多为用工规模较大的企业和制造业、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居住工棚：这一住房形式主要集中在工作流动性较大、临时性较强的用工单位，如城市道路维修与建设、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矿产采掘等行业，一般都是在工地上搭建，为农民工提供住宿，此类住房条件最为简陋。农民工自购房：房源主要是小区商品房（包括二手房），能在务工地购买住房的农民工数量极少，主要是在城市打拼多年，有一定积蓄或者是有一技之长、收入较高的农民。农民工住房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过高的城市户口门槛，使农民工群体成为住房保障体系最忽视的群体；一些地方政府缺乏针对农民工住房具体的指导和管理，几乎没有开展面向农民工住房供应的城市住房建设规划工作[3]。
  四、云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住房保障对策
　　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农民变市民，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市化的关键，是促使农民工融入城市，只有住房问题解决了，农民工才有可能融入城市。解决农民工住房保障的问题将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要充分了解到农民工群体的构成和安居意愿，将城市外来人员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把农民工群体逐步纳入到制度保障范围内，切实增加农民工的收入、改革二元城乡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家庭融入城市生活。
　　1、突破户籍制度障碍，让农民工享受同城待遇。
　　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云南在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实现城乡户籍政策一体化进行了多方面的大胆创新尝试。其中让进城落户农民兼有城乡两个身份、共享城乡两种待遇这一被称之为“农转城”的户籍政策，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户籍制度改革驶入了“快车道”。2011年9月，云南省确立了“城乡两床被子一起盖、十件衣服一起穿”等原则并细化了相关政策，农转城居民们都有一个特殊的户口本：与通常户口本上只区分农民、居民两种身份不同，这个户口本上盖着一个“农转城居民”的章，农转城居民可“兼有两个身份、同享城乡待遇、享有五项保留、提供五项保障”，即既能享受农村惠民政策，又能平等共享城市的公共服务——继续保留转户进城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农房的使用权、林地承包权和林木所有权、原户籍地计划生育政策、参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分红权等五项权益，同时农村转户进城居民还与城镇居民一道进入了城镇住房、养老、医疗、就业、教育等五大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农转城”工作是体制和机制上的重大变革，是以政策支撑改革实现城乡户籍政策一体化的最大的亮点。由于“农转城”强调“就近城镇化”，从而避免了“一窝蜂”涌入城市的尴尬——在全省已转户的496万人中，建制镇转户428万人、占86.4%，绝大部分转户群众就近就地实现了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县城和县级市转户43.7万人、占8.8%;州(市)政府所在地转户4.7万人、占0.94%，其中昆明主城区转户6512人，仅占转户总数的0.12%，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2、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有住房需求且不愿意返回农村的农民工群体，应该规避户籍政策限制优先将其纳入住房保障的群体[4]。首先在中小城市放开城市户籍的限制，为农民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加强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公积金的法律规范，明确企业责任，展开农民工住房公积金专门渠道，对异地存取公积金以及跨省、市、县缴费建立完善信息平台，同时，为适应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在企业为其转存缴费，政府为其提供住房公积金补助等方面都应建立详细规范。其次为农民工提供价位和面积合适的经济适用房，让他们买得起房，享受到他们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给他们的好处，利用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子女上学等问题，让他们安心在城市工作，从而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过程。
　　3、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多渠道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首先是城市规划中必须予以考虑农民工住房建设规划。政府规划部门应该把农民工住房纳入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镇建设规划中统筹考虑, 从土地、资金、机构设置等方面做出政策安排。其次以政府为主体，企业和住房市场为辅助，在方便农民工上班和生活的地方兴建廉价农民公寓，改善农民工租住住房的条件，让农民工感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适。第三通过政策支持，在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周边建立相应配套的生活园区，实现产城融合。通过土地、税收等政策，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鼓励吸纳农民工较多的大型建筑业企业、制造业企业为农民工建集体宿舍。
　　4、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制约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入过低,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是当前需要着重予以解决的问题[5]。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各地房价高企的今天,农民工处于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低下的收入根本无力支付起当前的房价。因此,根本之举在于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训,特别是各种职业培训,有关政府部门可以依托职业技术学校、企业等主体,采用多种灵活、分散的形式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免费职业培训,使他们获得一技之长,提高他们在市场中的就业竞争力,从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水平。
  参考文献：
  [1] 郭凯峰.云南省新型特色城镇化建设探讨[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3(8)
  [2] 姜雪梅.农民工住房问题与对策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  2014.1
  [3] 张曙.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4.2
  [4] 程海悦.农民工住房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１３卷（第５期）
  [5] 娄文龙 高慧.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