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摘 要：众多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会带来居民储蓄和投资行为的转变，从而影响一国的贸易差额。人口红利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为一国的经贸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中国终将渐失该优势。为此，该文拟在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的基础上，站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造成中国贸易差额波动的原因，寻求通过教育来实现经贸发展的途径的合理性。回顾历史数据，可以发现在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对外贸易差额的不断变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对三个因素进行相关性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将会通过各种路径综合造成贸易差额的波动。因此，通过妥善发展教育的方式来弥补劳动力缺口对中国经贸发展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具有实际的意义。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贸易差额；高等教育
  Abstract:Numer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will bring change of savings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so as to affect a country's balance of trade. Demographic Dividend can reflect such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However, China will gradually lose this advantages. In response to such situa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be on the basis of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e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China's fluctuation of balance trade. The main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perty of the way of using educational means to achieve the trade progress. Reviewing historical data, it’s obvious that during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China's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balance, the higher education situation also presents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 Concerning the correlation of the three points,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thought that the improving higher education can finally lead to a volatility of the trade balance. Taking advan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refore, has been proved to be reasonable to make up for the vertical demographic gap.
  Key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Demographic Dividend; Trade Balance; Higher Education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差额也呈现出阶段性的波动状态。结合现有的理论可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在此本文引入了“人口红利”概念用以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问题。尽管中国当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期，并且统计验证中国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较低的人口负担率。然而当今在老龄化速度加快和少儿人口逐年减少的前提下，中国终将失去这一优势已是不可避免。
　　针对这个“量的缺失”现象，笔者想到了“质的弥补”措施，即思考是否可以通过合理普及高等教育，发掘潜在的人力资本，创造出“截面上的人口红利”。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可以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国际公认的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阶段，目前正往普及化方向发展。在这个转折点，本文即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造成中国贸易差额波动的原因，寻求通过教育来实现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贸易差额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历史和现状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除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中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大体呈现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和低死亡率的特点。1970年至1980年中国进入提倡“晚、稀、少”的生育政策阶段，并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因此，中国各年龄阶段人口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主要呈现波动下降态势。在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中国人口增长速率开始平稳下降。
　　如今，中国人口的增长类型已经呈现出了“三低”的态势。对比中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以总抚养比低于50%为标准，1990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66. 7%，总抚养比达到50%，中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陈卫（2006）[1]利用队列要素预测法预测到2033年中国总抚养比上升到50. 9%，人口红利期结束。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虽然仍处于人口红利时，但这一优势正在逐渐衰弱。针对这一趋势，不少“二胎政策放开”的言论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直至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
  (二)中国贸易差额的历史和现状
　　根据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一国的贸易差额也等于其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反映了一国国际收支状况。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1952-1984年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余额基本保持平衡。1985-1989年期间，中国的相对贸易差额都呈现较大的逆差状态。进入1990年代以后，除了1992年—1995年期间由于中国严重的通胀现象导致逆差出现，中国的相对贸易余额大体呈现相对稳定的上升态势。从宏观看来，中国如此巨额的贸易顺差现象也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安全。特别在21世纪初，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顺差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到2007年达到了高峰7.84%，之后尽管2009年遭受了全球危机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余额出现下滑，但贸易顺差的整体上升趋势却并未减弱。2013全年进出口总值更是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贸易顺差接近2600亿美元的五年高点。
  (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大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招生以来，高校招生规模一直处于压抑状态。由此，国家于1999年推出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中国高等教育总规模由1998年的8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提高至2005年的21%，进入了国际通行的大众化阶段。到2012年，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30%，按照马丁·特罗理论，似乎即将步入教育普及阶段。另据2004年中央电视台报道，2003年上海、北京两地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超过了50%，在全国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然而，快速的高等教育扩张在带来毛入学率上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现象，如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大学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等等。可以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其间所会涉及到的经济因素变动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下发展高等教育的意义
　　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居民储蓄和投资行为转变会对一国的贸易差额造成影响。其中Leland (1967) [2]，Modigliani (1970)[3]等主要在微观上给出了其产生影响的机理，Higgins(1998) [4]，杨继军和马野青(2011) [5]等则分别实证验证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贸易差额在宏观上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而人口红利可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人口所做出贡献的程度。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较合理地利用了人口红利优势(李魁，2010[6]；樊勇，2009[7])，然而，根据中国人口发展的预测，樊勇(2009)[7]、陈卫(2006)[1]、蔡昉(2010)[8]等均指出中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必将结束，劳动供给减少，以老年负担为主的劳动负担加重必将对经济产生滞缓影响，从而带来贸易差额的同步变动。
　　在此状况下，根据已有的理论(T.W.Schultz，1960[9]；Martin Trow，1973[10])，很多学者提出可以从加强教育方面入手来促进中国经济建设(张继平，2012 [11]；蔡昉，2010 [8]；郭琳和车士义，2011[12])。事实上，中国的教育紧跟世界潮流，毛入学率不断增加。如今，中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新一轮的普及阶段，认清其与贸易差额的内在联系，从而准确把控教育普及速率与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高等教育普及对贸易差额产生影响的机制探索
　　高等教育普及意味着此时的高等教育不再被当作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逐渐成为了一种义务，旨在增强当今每个人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学习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终身教育”兴起，越来越多的学生将会更加自主合理地安排自身教育规划。
  (一)高等教育普及与劳动人口比例的相关性分析
　　劳动人口比例可以从两方面来解读，一是劳动年龄的人口在数量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二是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前者主要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是时间序列上生命周期轮换的结果，由此形成的特定劳动群体对经济产生贡献可以由传统的“人口红利”理论予以解释。即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时间相互继起而引起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上升和劳动力抚养负担减轻，会促使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生产性经济活动之中。而后者则主要归功于教育，特别是针对劳动力市场需求所进行的高等教育。而其普及化则意味着教育的进一步公平化和宽泛化，从而虽有可能在短期内减少劳动参与率，但接受培训之后将会改善个人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状况，即从长期来看将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高等教育普及与国民储蓄的相关性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大学文凭所代表的“信号作用(暗示持有者具备相应的能力)”将会逐渐被其“创能效应(真实赋予持有者相应的能力)”所取代，人们将会更理性地对待教育供给与自身需求的匹配性，从而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合理规划教育。观察西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结合工作经验的学位深造”以及“终身教育”的观念将会越来越普遍。由此，本文推论，储蓄的水平会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同时，教育储蓄的额度和年限将会由原先的高度集中逐渐变得分散和个性化。
  (三)高等教育普及与国内投资总额的相关性分析
　　在高等教育普及阶段，为了适应更广泛的求学方式的需求，除了传统的大学校园会陆续进行校区扩建、设备更新等转变，函授、电视、互联网等也将搭建更多的交流与学习平台。服务对象的大批量增加以及培养计划的个性化将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和政府投资。同时，私人教育部门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分流作用，教育产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将会逐渐提升，由此带动国内投资的正向增加。
  (四)高等教育普及对贸易差额产生影响的机制分析
　　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四部门均衡国民收入的计算方式，在t年本国的贸易差额可以由下列关系式给出：
　　               




                      (3-1)

  其中，NXt表示贸易差额(净出口额)，Yt、Ct、It、Gt分别表示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性支出，Tt表示政府净收入，Spt、SGt以及St分别表示私人储蓄、公共储蓄以及两者之和。
　　综上分析可得，高等教育的普及将会主要通过影响有效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来影响国内总产出，通过影响个人的教育规划而影响储蓄方式和水平，通过影响教育手段的多样化需求来影响投资总额和方向。由此，以上各方面力量的转变将带来对初始均衡状态的破坏，促使新的均衡得以重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普及将通过一系列的暗涌激荡起贸易差额的浪花，两者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根据对两者影响机制的探索，首先，普及高等教育虽可能因递延了参加工作的时间而在短期内减少劳动参与率，但接受培训之后将会改善个人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状况，即长期中将会在截面上增加劳动力供给。其次，高等教育普及一方面会受到家庭储蓄水平的约束，另一方面随着“终身教育”等理念的深化，居民储蓄的额度和年限将会由原先的高度集中逐渐变得分散和个性化。再者，由于教育产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将会上升，将带动国内投资的正增长。最后，以上各因素的综合结果将会造成国民储蓄和投资水平的相对强度，从而对贸易差额产生影响。
  (二)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现状，本文认为通过改善后者的方式来弥补前者对中国贸易及经济持续发展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可行性。首先，中国应当逐渐转变对劳动数量过度依赖的传统生产方式，积极发掘劳动质量的潜在生产力；其中，“科教兴国”的战略仍是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需长期坚持；其次，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当以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为长远目标，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降低用人单位再培训成本；再者，政府和舆论应当正确引导社会对教育事业的态度和投资，学历不是按部就班的凭证，而是个人针对自身发展合理规划的结果；最后，应当认识到与国际市场持续稳定的贸易互动，不仅有利于经济硬实力的增强，也在潜移默化中为长期的教育发展推波助澜。
  参考文献
  [1] 陈卫.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2005-2050年[J].人口研究. 2006 (04).
  [2] Leland,Hayne E.,1967, Saving and Uncertainty: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2,465-473.
  [3] F.Modigliani.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and Inter-Country Differences in Saving Ratios.In: W.A. Elytis (Ed.),Induction,Growth and Trade,London,Clarendon Press,1970, 197-225.
  [4] M.Higgins.Demography,National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8,39(2),343-369.
  [5] 杨继军,马野青.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外贸失衡:基于人口因素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11, (12), 148-157.
  [6] 李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D].武汉大学.2010.
  [7] 樊勇.中国“人口红利”存续的论证[D].河北大学.2009.
  [8] 蔡昉.人口红利消失之后[J].财经视点,2010-12,17-19.
  [9] 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10] Bonaccorsi, Andrea, and Cinzia Daraio, eds. Universities and strategic knowledge cre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Europ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7.
  [11] 张继平.普及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远景目标与理想追求[D].三峡大学.2012.
  [12] 车士义,郭琳.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11(02).
  作者简介：祝珍奕（1991年10月），女，浙江江山，浙江理工大学本科毕业生，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胡丹婷（1964年10月），女，浙江杭州，浙江理工大学教授，获工学学士学位，经济学学士学位，管理工程硕士学位，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产业经济、纺织经济.
  指导老师：胡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