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摘 要：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期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灾情。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1961年开始，北京市在中央的指引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救灾措施，如调整粮食定量标准、核实与精减城市人口、整顿粮食队伍等，最终成功保证了首都的粮食供应，渡过了困难时期。但这些措施也存在着种种问题。事实证明，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三年困难时期 北京 粮食供应 1961年
  三年困难时期是中国当代史上极为特殊的一段时期，也是进行当代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段重要时期。自1958年以来，党在指导思想和经济决策上出现了重大失误，致使随后的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全国各地都先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灾情。在此情况下，中央与各地都高度重视，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困难，缓解各地的灾情。
　　当前对这些救灾措施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目前来看这些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对于农村的研究上，对这一时期城市救灾措施的研究却不多见。由于城市在这次困难中所遭受的损失远小于农村，所以“有学者称这次大饥荒实质上是‘农村饥荒’”，“在讨论这次大饥荒时多将关注重点置于农村”①。对北京等大城市的关注则略有不足。
　　但实际上，大城市在三年困难时期也遭受到了同样严重的困难，也采取了种种措施进行应对，而且这些措施相对于农村来说有很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更为典型。以北京为例，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它在三年间也遭受了严重的困难，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其粮食库存甚至达到过仅够三天使用的程度，大量市民由于缺乏粮食而患上浮肿病，基本生活需求不能得到保证。由于北京首都的特殊地位，具有不可比拟的政治影响，所以保证北京的粮食供应成为了中央和北京市粮食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力求给北京种种特权，使其享受“偏向性保护”②，北京市自身也采取多种措施以应对困难。特别是1961年，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北京市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灾情。这些措施大多具有紧急的色彩，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最终帮助北京渡过了难关。
　　本文就将以最为典型的1961年为中心，探讨北京市在这一年中所采取的种种救灾措施，以求见微知著，以1961年的北京为例，窥知整个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应对困难的基本情况，并对填补相关学术空白略尽绵薄之力。
  一．调整粮食定量
　　在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成了普遍问题。但是又不能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粮食产量，以达到“开源”的目的，所以只能采取“节流”的措施，压缩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③。早在1959年，中央就已经开始计划进行这项工作。到1960年，中央正式推出压缩城市粮食定量的政策，规定“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城市近郊区和一般农村口粮标准，差别不能大，远郊区应当向一般农村看齐”④。自此全国范围内缩减城市粮食定量的工作全面展开。
　　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北京市也迅速开始了压低粮食定量的工作，初步将所有市民划分为7类，各有不同的定量标准：特殊重体力劳动者，如煤矿、钢铁、建筑等行业的劳动者，分为每月60、56、53、50斤四级；重体力劳动者，如火柴、造纸、橡胶等行业的劳动者，分为每月48、46、43、40斤四级；轻体力劳动者，如油漆、纺织、织染等行业的劳动者，分为每月39、36、32、29斤四级；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分为每月32、30、27斤三级；大中学生分为36、32、29斤三级；其他居民和十周岁以上儿童分为每月28.5、26、24斤三级；十周岁以下儿童最低6斤，最高23斤，共分九级。⑤
　　这一新定量标准推出后，北京市每人平均定量降低了3.4斤，共减少粮食消费1350多万斤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暂时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作用。但这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反而更加普遍。尤其是知识分子、儿童、孕妇等特殊人群，定量严重偏低，在吃饭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困难，有些人甚至对政府的政策开始表现出不满。为了解决市民的吃饭问题，稳定社会局势，北京市决定在1961年对粮食定量标准进行调整，上调部分人群的口粮定量标准。
　　首先，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机关干部和其他脑力劳动者，共有30万人，对于其中工资收入高、过去副食好、定量水平低的；年纪较轻、经常出差的；整顿粮食时带头压低标准的；体型肥胖，确实食量较大的，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平均上升0.7斤左右，达到28.5斤。
　　其次，针对儿童、孕妇等，对于二至六周岁的儿童，共有60多万人，每月增给一斤饼干，或一斤代乳粉；对于七个月以后孕妇，共有三四万人，从第七个月开始补助三个月，每月二斤，定量三十斤以上的不补。
　　另外，关于其他城镇街道居民，青年家庭妇女劳动重的和活动较多的街道积极分子需定在居民定量较高的水平（27到28.5斤）；一部分过去是劳动者的老人，或者因取消补助粮过多的而亏粮的也适当调高；新参加生产的街道居民零散临时工，平均补助二斤。
　　最后，关于机关里炊事员和司机等体力劳动较大但定量偏低的人群，平均定量上调二斤左右，达到36斤左右。其中体力劳动强度大的炊事员和工作时间长的可以稍高，而女性可以稍低。⑦
　　为了实现目标，北京市粮食局调用四千万斤粮食用以进行调整，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居民的吃饭问题。可以说，从1959年就开始进行的压缩粮食定量的工作直至1961年才真正完成，因为直到1961年调整粮食定量后，北京市才找到了一种在节约粮食供应和保证市民生活之间的新平衡。北京的这一经验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号召全国的大城市向北京学习。
  二．核实和精减城市人口
　　导致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北京市1957、60、61三年的人口如下表所示：
  1957、1960、1961年4月全市人口统计表（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1957年、1960年、1961年全市人口统计表》（档案号2-20-381）
　　可以看出，从1957年之后北京人口急剧膨胀。除自然增长外，迁入人口的大量增多是其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而1959、1960两年正是人口迁入的最高峰，每年迁入人口都在50万人以上。⑨这些迁入人口有很多是来自生活严重困难的农村，他们有的是为了进城后寻求在城中的关系以解决吃饭问题，有的则是因为“大跃进”大办工业而被招进城市务工。这些人的大量涌入大大增加了城市粮食供应的负担，加剧了城市粮食供应的困难。
　　早在1959年，中央就已经认识到了城市人口增加的危害性，并试图加以纠正。但随后的庐山会议使“纠左”的进程被打断，精减城市人口的工作也被废弛。直到1961年，这项工作才又重新展开。6月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⑩压缩城市人口成了唯一的路。
　　在中央的号召下，作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北京市开始大力削减城市人口的运动。这一运动的重点主要在于精减城镇职工和动员流入人员回乡两点。其中精减城镇职工的主要对象就是“大跃进”期间或之前进入城市工作的部分农村人口。北京市所采取的方法是动员回乡、征兵入伍和调到外地等。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到1961年11月为止，北京市属各单位共精减职工18万人11，单是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一个单位就精减了86170人，占6月底原有职工的25.7%12；对于流入北京的外来人口，则由北京市动员盲目来京农民办公室负责动员回籍，对其中的“五类分子”或无家可归的游民分子，由北京市公安局收容起来进行审查，其中的“坏分子”依法惩办，另外的送到清河农场、兴凯湖农场参加农业生产。13北京市的这一系列措施推出之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1961年10月底，全市城市人口缩减至442.3万人，比1960年底减少了21万，14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内的粮食紧张局势。
　　此外，在困难期间，有一些单位、个人编造假户口、“黑户口”，多领、冒领粮食，更使紧张的粮食局势雪上加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号召开展核实城市人口的运动。1961年6月，中央成立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小组，负责领导全国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工作，力求在一个半月之内在全国各城镇完成人口普查。
　　为响应中央的号召，北京市于1961年7月进行了城镇人口的全面普查，共查出久假不归、私自逃跑和死亡、被捕、参军、长期出国等户口应销未销、依然领粮的八千多人；由于人口不实，工种不符，以及其他原因，虚报冒领或应交未交的粮食，累计共100多万斤。16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主管部门管理不严，对于有关问题没有及时解决，以及粮食部门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比较薄弱，管理水平较低等。
　　为了解决普查、核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北京市加大了检查、核实的力度，尤其针对集体单位，特别是较大的工厂、工地、机关、企业、学校等，延长时间，进行进一步检查和彻底核实。要求各区组织检查组，重点深入大的单位进行检查，并针对各单位核实结果进行审查验收；对查出的问题采取边检查边处理的办法，如有明确规定当立即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则应报市领导小组批准后再办；对于粮食管理人员，必须由专人管理，不能互相兼职；成立街道粮食管理所，与派出所合署办公，以便保证人口与粮食供应相一致。
　　总的来说，北京市在1961年所采取的核实和精减城市人口的工作，起到了较大的成效，城市人口减少，冒领、多领的现象被杜绝，使粮食供应的压力有所降低，粮食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虽然也存在着离京人口安置困难、加剧了农村粮食困难等问题，但总之北京城内的粮食供应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还是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三．整顿粮食队伍
　　在普查、核实人口与粮食定量的工作中发现的多领、冒领粮食的现象，与粮食队伍的不作为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些粮食工作人员甚至自己就参与多领、冒领、贪污粮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比如宣武区椿树胡同源茂粮店的负责人权景汉，利用职权，贪污腐败，从1959年到1960年7月，共盗窃粮票、粮食二百三十二斤，油票二百五十两，肉票三十五张，公款七十元，少收了粮食七十斤，甚至擅自将六千多斤五号南米提价按四号南米出售，用以弥补偷盗的粮食缺损；丰台区长辛店第四粮店会计田庆恩、售粮员张志远，与流氓集团合伙，盗卖全国通用粮票达一千多斤17。除此之外还发现粮食部门管理制度松弛、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粮食工作的正常开展，也破坏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于是，整顿粮食队伍、打击贪污腐败也成了北京市迫切需要完成的一项任务。
　　1961年9月，北京市整顿粮食小组召开财贸系统整顿粮食工作大会，随后即在全市财贸系统发动群众检查、揭发用粮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整顿粮食队伍。18整顿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彻底整顿队伍，纯洁组织。对管粮人员进行逐个审查，对其中严重贪污盗窃的分子、服务态度极端恶劣且屡教不改的分子、严重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的分子要坚决清理出粮食队伍，其中情节严重恶劣或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坚决法办。
　　其次，全面整顿和改进粮食管理制度，堵塞一切漏洞。粮食部门必须加强对内、对外的管理制度，坚持对粮票要日清日结，做到粮食、粮票、现金三相符。粮食的调拨、出入库、安全保管都要有严格的制度，做到以制度管人，防止贪污盗窃、虚报冒领现象的发生。
　　第三，彻底检查和消除官僚主义作风。对粮食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教育，使其进一步认清粮食形势，认清粮食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从而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引导粮食部门的干部深入基层，做好调查研究，纠正原先高高在上、不关心国家和群众利益，办事疲沓拖拉，工作不负责任的坏作风。
　　第四，从各区县委抽调得力干部组织检查组，深入基层发动内部职工、居民和用粮单位的群众，帮助粮食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整顿。撤掉一部分问题很严重的领导干部职位，由检查组直接主持整顿工作。
　　北京市的这些举措意在将整顿工作“整深、整透”，实际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整顿粮食队伍、打击贪污腐败对于节约粮食、缓解粮食紧张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更大的作用还是在于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增强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也增强了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当然，整顿粮食队伍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当时“左”的错误影响之下，整顿的对象不仅仅是存在贪污腐败问题的官员，还有所谓的“五类分子”、“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这些人可能并无太大过错，就也被当作整顿的对象被清除出了自己的工作岗位，酿成了一些冤案。这些失误当然也是要客观看待的。
  四．其他措施：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北京市在1961年的调整之中还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比如：
　　加紧粮食调运。北京市的粮食供应原本主要依赖于从外地调运，但困难时期由于各省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紧缺，所以调入北京的粮食也越来越少。1961年，北京等大城市的粮食形势依然严峻，随时有脱销的危险。中央对此极度重视，多次下发文件，强令粮食调出地区“必须保证完成上调任务，不要减少”20。虽然最终调入北京的粮食也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但在北京市的一再争取和中央的催促之下，粮食的调运已经是尽力而为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燃眉之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大力发展代食品。“低标准，瓜菜代”是三年困难时期著名的口号。代食品并非北京独创，也并不是1961年才开始推出。但其重要性却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在这里加以介绍。1960年，中央发布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到要“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21。同年11月中央还成立推广代食品工作小组，在全国大力推行代食品。此后，北京响应中央号召，也开始发展代食品。北京市粮食局提出了深入开展大办代食品的意见，提出要将玉米皮、玉米骨、白薯秧、蒲草根、小球藻等加工成食品，供市民食用。同时还针对此问题专门开展了对市民的思想教育，增加劳动力和设备进行代食品加工等。22代食品虽然无法代替真正的粮食，因误食而中毒的现象也屡屡发生，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为了解一时之困，也只能采取这种无奈之举了。
　　利用进口粮食。1961年我国解决粮食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从国外进口粮食。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从国外进口粮食。1961年一年，我国就从国外进口了粮食580.97万吨，同时出口135.5万吨，净进口445.47万吨。到1965年为止，我国每年都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些粮食有很大一部分供给给了京、津、沪、辽等大城市和工业区，并且成为了这些地区粮食的主要来源，占这些地区用粮总数的70%到80%左右，北京自然也包含在内。23虽然从外国进口一方面会花费大量外汇，另一方面也并非长久之策，但是进口粮食的调入确实为北京紧张的粮食供应局面舒缓了压力，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
　　除了这些常规措施外，北京市为解决粮食供应的困难，还曾经采取过“非法”的措施。比如自1961年7月起，由于国内粮食调入不足，北京市粮食局私自动用了中央储备粮6000余万斤，没有向中央粮食部进行正式报告，也没有经过正式的批准手续。粮食部得知此消息后对北京市粮食局进行了严厉批评，北京市粮食局还就此作了检查。24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粮食供应是何等困难，局势是何等严峻。
　　总之，困难时期北京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所采取的紧急措施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措施大多数只是困难条件下被迫无奈的选择，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粮食困难的处境，也造成了很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这些措施的推行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供应的压力，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结 语
　　总的来说，三年困难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空前严峻的挑战，年轻的新中国以何种方式渡过难关，保证粮食供应问题的解决是非常值得探讨和借鉴的。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在这次无比艰难的战役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十分典型的示范。在中央力保大城市的政策倾斜之下，北京市采取了种种措施以应对困难，包括调整居民粮食定量、核实和精减城市人口、整顿粮食定量、加紧粮食调运、大力发展代食品、利用进口粮食等。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北京市最终终于度过了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可以说，北京市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对于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其效果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些措施的推出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然而并不能够长远的解决困难的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依然低下，在此种生产力水平之下要实行所谓“社会主义”的制度，“向共产主义过渡”，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其次，所有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范畴，真正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并未建立。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虽然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但成本非常之高，而且越往后越高。这一制度越发展约束力越强，越难突破，越是僵化，最终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25可以说，如果不突破这种僵化的体制，三年困难时期就还是会重演的，就是没有根除的；最后，也应当清醒的看到，北京并不能够代表全国。北京之所以能够成功度过困难，是因为有中央的大力支持，甚至可以说，北京的成功是用牺牲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换来的。这种优先供给大城市的“政治性的粮食分配”，“决定了饥荒受害者主要在农村地区，尤其那些产粮大省”26。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显然是不够长效的，甚至有些饮鸩止渴的色彩。
　　总之，要想彻底解决困难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不大力发展生产力，不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很困难的。只有发展生产力，建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人民的吃饭问题，这应当是我们从1961年的北京这段历史中得出的经验与教训。
  参考文献：
  一、档案类
  [1] 北京市档案馆藏：第1号全宗《中共北京市委档案》
  [2] 北京市档案馆藏：第2号全宗《北京市政府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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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方志类：
  [1]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粮油商业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2]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人口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三、资料汇编类：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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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著作类：
  [1]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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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潘永修、郑玉琢：《三年困难纪事》，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
  [5] 罗平汉：《别无选择：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6] 王奇生主编：《新史学：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五、论文类：
  [1] 尚长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紧急救灾措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 尚长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节约度荒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 辛逸、葛玲：《三年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安云翔，男，山东省安丘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3级本科生。
  ① 王奇生主编：《新史学：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3页
  ② 王奇生主编：《新史学：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2页
  ③ 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北京市民口粮按分等、定量的方法供应。1955年曾进行全市口粮等级评定工作，确定了各类市民的定量水平。
  ④ 《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60年9月到12月）》
  ⑤ 参见《市粮食局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等别划分的规定》，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145-1-284
  ⑥ 参见《市整顿粮食办公室关于压缩城市定量的总结和有关数字资料》，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145-1-285
  ⑦ 参见《粮食局党组关于城镇人口定量存在问题和解决意见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145-1-15
  ⑧ 1957到1960年间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有1958年划入九县一市的城镇人口20多万人
  ⑨ 参见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人口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⑩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61年1月到4月）》
  11 参见《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的情况和问题》，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2-20-1089
  12 参见《本局1961年压缩城市人口精减职工的工作总结》，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125-001-00483
  13 参见《粮食局党组关于整顿人口、节约粮食和大搞代食品的报告、汇报》，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145-1-8
  14 参见《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的情况和问题》，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2-20-1089
  15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61年1月到4月）》
  16 参见《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量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2-13-111
  17 参见《市委关于核实城市人口、粮食供应、整顿粮食工作队伍等问题的报告、通知和中央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001-005-00376
  18 参见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粮油商业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19 参见《市委关于核实城市人口、粮食供应、整顿粮食工作队伍等问题的报告、通知和中央的批示》，北京市档案案馆，档案号：001-005-00376
  20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完成粮食调拨任务，继续抓紧安排人民生活度过春荒的通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61年1月到4月）》
  21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60年5月到8月）》
  22 参见《北京市粮食局党组关于深入开展大办代食品运动的意见》，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2-13-122
  23 参见罗平汉：《别无选择：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4 参见《市粮食局关于动用中央储备粮情况的检查报告和中央粮食部的批复》，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118-2-13
  25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
  26 王奇生主编：《新史学：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