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探索为师之道——管窥张敷荣先生关于师范教育的思考

【正文】

［摘　要］　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张敷荣先生毕生从事并研究师范教育，他注重着眼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的进步与发展来探讨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合格教师的极端重要性，指出造就合格教师是培育人才的千秋基业。认为理想的合格教师是经师与人师的完美结合，师范教育应当努力培养既有高尚师德与人格又有深厚学养的教师。主张培养合格的教师既应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教学实践中夯实其专业理论基础，使之有较大的发展后劲和潜力；又应加强实践锻炼，逐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　张敷荣；师范教育；为师之道；合格教师

［作者简介］　吴定初，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都　610066）

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张敷荣先生（1904—1998年）1929—1936年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研习教育，学成归国后先后执教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教育系和西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西师）教育系。先生滋兰树蕙、培育师资，毕生探索为师之道，既有若干文稿传世，也有丰富的口传身教，流风遗韵殊为瑰宝。

一、造就合格教师——培育人才的千秋基业

先生思考和研究师范教育问题，总是将其与整个教育事业以及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着眼于从国家建设、教育进步、造就人才和培育教师等几方面构成的相互作用关系，去探讨造就合格教师这一千秋基业。

先生少年曾向往从医，稍长求学于贵阳师范学堂，开始逐渐认识到医生治人“肉体”固然重要，但教师救人“灵魂”，因而做教师对人、对社会的意义也更为重大。

怎样才能更有效地造就合格的教师？早在执教川大时，先生就曾指出，师范教育“为一般教育之母”，因而应当以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培训学生。［1］显而易见，这一观点与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师范教育是教育的工作母机”、必须首先抓好师范生的培养，别无二致。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其他著述，不论是《近代科学教育之新动向》、《小学教师对于教育问题应有的研究和认识》，还是《黄种儿童与白种儿童学习上的差异》、《知识和智慧——大学教育目标的重新抉择》等，这些著述虽非专题论述师资培养，但认真研读，却均系论述教育问题、教师问题和学生学习问题的精品，可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或许也正是基于对师范教育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20世纪40年代初，先生不仅积极参与恢复川大的师范学院，而且称当时“院系之增加”为川大校史上的“可颂之点”。［2］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不但一贯主张应由专门的师范教育及其专设机构——师范院校培养教师，而且坚持认为应确保师范教育优先发展，不断提高师资培养的质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每有师范教育改革的新思路、新动向、新举措出台，先生总会如同年轻人一般久久地为之激动、欣喜，乃至奔走相告。笔者至今依然清晰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同先生议及1979年3月和1980年6月先生作为著名教育专家，相继参加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和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时先生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也记得论及先生在会上就“教师是教育的基础”、“师范教育在普及义务教育中处于先进地位”等专题发言时，先生眉飞色舞的激动；特别是讨论到个别代表提出要把重点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打通”、师范院校要向综合大学“看齐”时，先生立足于当时的具体国情特别是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而斩钉截铁地说，要更多、更快、更好地培养合格的新一代教师，必须加快而不能削弱师范教育的发展。其后，他又特地撰著《一定要重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3］等文，以进一步彰明自己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师范院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各级各类师资，这是一般没有设置教育学科课程的综合大学所不能承担的“独特任务”。［4］剖析上述观点，特别是将其置于先生相继在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和斯坦福大学达16年的求学背景下加以透视，似可见：先生并非不明白或者漠视美国教育尤其是其在师资培养方面的优长，而是更清晰地知晓，在当时的国情之下，中美两国的教育基础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中国意欲奋起直追，势必经历师范教育独立设置且应优先发展的必要阶段。

二、理想的合格教师——经师与人师合一

先生认为，理想的合格教师并非单一性的所谓“经师”或“人师”，仅学问高深而道德低下，或虽然道德高尚但学问低劣，均难以称之为合格的教师，理想的合格教师应当是经师与人师的完美结合。

（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是合格教师的基础

先生一贯反对妄自尊大，但更强调自尊自强。他主张，在虚心学习发达国家和切实抓好基础教育的同时，重视培养能与国际一流学者“并驾齐驱”的人才，并据此对教师提出了相当高的基础性要求。早在民国时期，先生就曾语出惊人：中国的学者应当紧跟世界文化思想潮流，要力争与“世界学者并驾齐驱”［5］，中国的大学应力求其学生能“同世界日新月异的学术发展并驾齐驱”［6］。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先生多次直言“只专不红”可能走偏方向，是不可取的。但“只红不专”无益于国家的四化建设，也同样不可取的。中国应当更多、更快地培养一批不但爱国，而且能与国际一流学者“并驾齐驱”的人才。由此，他进一步强调，作为合格的教师必须要有扎实的甚至精深的专业知识，才能适应我国未来教育发展和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需要。论及教师对教育理论的掌握，先生指出，虽然教育学本身还不如自然科学精确，但教育的“方法、教材与工具”，“无一不足以表现科学之真精神”，只要我们知晓“教育问题之复杂错综”和近数十年来“教育学之长足进步”，就不会否认教育学是科学。［7］他还极为深刻地批驳了某些人之所以“苟安于传统教育制度”，其“症结”就在于“轻视教育学术，鄙弃教育理论”。［8］先生又指出，“教育是培育和发展人的才能、发挥人的潜力的工作”，与其他工作相比，“更需要学习研究，才能做好”。［9］因而合格的教师必须要有扎实的甚至丰富的教育科学知识，才能培养出未来一代又一代能与国际一流学者“并驾齐驱”的人才；强调认真研究教育科学、掌握教育规律，是师范院校“培养合格师资，提高教育质量，培育四化所需人才的关键”［10］。在数十年潜心执教中，先生始终特别重视并孜孜不倦地向学生传授现代教育理论。

（二）良好的师德与高尚的人格是合格教师的前提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我国培养教师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先生经常提及的甚至可谓其“口头禅”。先生认为，“学高”是合格教师的基础，“身正”则为其前提。教师“身正”，可体现于多角度、多方面和多层次。对此，先生思想中最有特色者有二。

第一，不但强调教师应有良好的师德，包括热爱学生并千方百计帮助有各种困难的学生，尊重学生并时时处处重视充分发挥其主人翁精神，一切为了学生并尽力促使其早日成才，而且身体力行、表率众生。实践中，先生毕生以“全心全意做‘人梯’”自励自勉，全然不顾高龄多病，一届接一届地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同时，又以助生为乐，常常为学生及其家庭的困难忧心和奔走，不仅使每个学生为有这样一位指路人而自豪，而且使其家人也都深深地感激他、崇敬他。尽管先生最初指导的几个研究生因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困难而未能留在身边，他却总是宽容大度地理解自己的学生，使得每个学生都感到唯有刻苦勤奋为国家多做贡献，才能不辜负先生的教诲，才会无愧于“张门弟子”。［11］

第二，提出两个“三求”的准则。［12］一是做人要求正、求严、求信：求正即为人处世正直耿介，敢于坚持真理；求严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求信即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二是做学问要求实、求是、求效：求实即做学问要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有客观的治学态度和标准；求是即观察探索事物要善于抓住本质，发现规律；求效即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上述两个准则，既体现了教师教书与育人并重的核心内容，又反映了教师应有的德与才的有机统一；既是先生对未来的教师——莘莘学子的殷切期许，同时也是对先生高尚的师德与人格的最好概括。

（三）理想的合格教师是经师与人师和谐融合的整体

先生认为，经师与人师二者应当完美结合，师范生应当以此为追求，师范教育也应当努力培养既有高尚师德与人格又有深厚学养的教师。然而，全面地回顾、思考和分析先生的有关言行，却又很难分清哪些是“学高”的反映，哪些是“身正”之体现，反倒常见“学问高”与“师德高”、“学术身”与“道德身”、“智慧型”与“人格型”的和谐融合。诸如，主张师生人格平等而强调教师既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又应充分发挥其学习的自主性；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求真，既是对师生的人格要求也是其学术要求，强调精神独立、不惧权威，既是一种道德品位又是可贵的学术操守。换言之，认真踏实做人和勤勉扎实做学问，本身就不可能截然分割，而应是一个整体，综合体现在一个理想的合格教师身上。或许亦如有学者言，先生强调的“做人”的内涵非常丰富，既有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更有作为一个学者所具备的基本素质”［13］。自然也可以说，先生是在用献给教育事业的一生，去诠释一个经师与人师完美结合的、理想的教师形象。而“完美”与“理想”的最终体现或落脚点，似乎是先生不时会提及的——最大的愿望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培养出更多的、能尽早超过自己的学生”。这，当然是先生毕生的追求；这，无疑也是先生“自成高格”的“为师境界”。

三、合格教师的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

关于办学实践中如何培养合格的教师，先生认为，只有首先扎实其理论基础，才能使未来的教师有较大的发展后劲或潜力；其次应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加强锻炼和提高，逐步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一）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是培养合格教师的重要基础

不论在川大还是在西师，不论对本科生还是对研究生，先生一贯主张，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是培养合格教师的重要基础，并始终注重在教学实践中夯实未来教师的这一基础。对此，先生曾多次直抒己见：师范院校要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教师，切不可偏于一隅，一定要使其有较宽广的基础，进而才会有较厚实的功底；现代理想的合格教师不能局限于某个窄小的知识领域，在业务上需要“通博”，这样才会有“后劲”和“潜力”；而“通博”的前提则是视野开阔，为此就需要眼光向外，多向发达国家学习，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先生不但常将“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挂在嘴边，而且特别强调：“这桶水”应该是不断流动、不断更新的“活水”，即使是名教师、名教授也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才能适应“知识爆炸”和“信息时代”的新要求。

针对教育学专业的师资培养，先生注重与时俱进，反复强调教育科学应当主动成为开放的系统，以利于及时和广泛地吸取国外同行的最新成果和邻近学科的最新成果。始终坚持以高标准育人，要求业务精益求精：在专业学习上，反对“株守一隅”而注重基础宽广、扎实；在外语学习上，要求比较广泛、系统地阅读有关的教育原著，以利跟踪国外的最新研究；在学位论文上，重视培养学生自主选题的能力，强调论文必须有个人新见，切不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先生在其制定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就非常重视设置比较广博的基础理论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利为学生今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打下较宽实的基础。［14］

（二）加强实践磨炼是培养合格教师的关键

先生认为教育理论绝非空中楼阁，因而一贯反对“坐而论道”、凌空蹈虚，主张“理论与实行并重”、教育理论必须与实践有机结合；在具体的教师培养工作中，他强调加强实践磨炼是培养合格教师的关键，在重点抓好在校生的教育教学参观、见习和实习以及毕业生的离校服务等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合格的教师。早在民国时期，先生就曾言之凿凿，任何正确、全面的教育理论，都离不开优秀的“实行家为之努力”，才可能获得成功。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是师范教育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故此，先生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师范生教育实习的“改进或补充”，以力求“夷平”这种“鸿沟”。［15］即使是在非常困难的抗战时期，川大为避战火迁至峨眉山，先生也发起并带头捐资创办“报国小学”作为川大的附属学校，从而既解决了教职员工子弟因学校迁址导致的入学难题，稳定了川大自身的教师队伍，又为当地失学儿童提供了宝贵的读书机会；同时，“报国小学”不但作为当时教育系学生的非常难得的实践园地，而且在开展复式教学实验等方面也颇有创新和收效。［16］

全国解放后，先生更加关注理论联系实际，更加重视对学生的教育见习、实习的指导，并且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创造性实习方法”［17］，以指导教育系学生的实习改革。多年来，不少学生毕业后回母校看望先生，他也总要叮嘱他们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谆谆教诲他们，只有不断通过实践磨炼，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甚至优秀的教师。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研二”时在教育系82级本科实习的情景：先生年近八旬且体弱多病，但事前反复指导我认真备课和撰写讲稿；上课前又拄着拐杖一步步拾级而上，亲临教室“督战”；课后还深入地“点评得失”，指导“再战”。正是由于先生的耳提面命和精心示范，才积淀、凝练而成为自己正式登上大学讲坛后受用至今的宝贵财富。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每次返回母校看望先生，他除了问工作、问学习、问生活，还总忘不了告诫我要“躬行实践”，扎根于“实践的沃土”，不断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增长才干，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

抚今思昔，张敷荣先生虽然一生屡经风雨、磨难，但始终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般超凡脱俗、修身洁行。他毕生坚信教育为立国之本、教师为教育之本，数十载诲人不倦、作育人才，而致春兰秋菊、桃李成蹊，可谓师德巍巍。也可说，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围绕甚至紧扣着“培养高质量的、理想的教师”而展开，亦可谓师学巍巍。缅怀先生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贡献，我们后辈学子自当“不用扬鞭自奋蹄”，方可不负先生“百尺竿头，大进几步”［18］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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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8］［15］张敷荣.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评现行“师范院校学生教学实习办法”［J］.教育杂志，1948，（12）.

［2］［5］张敷荣.十年之回忆［J］.教育半月刊，1947，（3）.

［3］［9］张敷荣.一定要重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J］.教育研究，1981，（9）.

［4］［10］张敷荣.开拓高等师范教育新局面刍议［J］.西南教育论丛，1985，（创刊号）.

［6］张敷荣.知识与智慧——大学教育目标的重新抉择［J］.教育半月刊，1948，（5）.

［7］张敷荣.近代科学教育之新动向［J］.教育半月刊，1936，（4）.

［11］吴定初.一代学人，泽润四方［A］.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庆贺张敷荣教授从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大寿专辑［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5—10.

［12］张敷荣.不断改革研究生的指导工作，培养高质量的教育博士［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教育科学研究专刊）.

［13］张武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回忆恩师张敷荣先生对我的培养与教育［A］.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庆贺张敷荣教授从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大寿专辑［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1—14.

［14］吴定初.师德·师品·师韵——心中永存的敷荣先生［A］.靳玉乐，李森.学术与人生——张敷荣教育学术思想研究［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73—278.

［16］黄文记，陈运旗.抗战时期“川大”在峨眉［N］.乐山日报，2008-9-26.

［17］李森，李臣.张敷荣生平大事记［A］.靳玉乐，李森.学术与人生——张敷荣教育学术思想研究［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58.

［18］吴定初.跨世纪教育丛书［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8.1.

Life-long Exploring on the Way of Being Qualified Teachers

——Some Thoughts on Teacher Education of Professor Zhang Furong

Wu Dingchu

Abstract：Professor Zhang Furong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ducationalists in contemporary China，he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research on teacher education all his life.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cultivate qualified teachers and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from the level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educational progress. Professor Zhang Furong pointed out that training qualified teachers was the lasting foundation of talents cultivation. Meanwhile，according to him， the ideal qualified teachers were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profound knowledge teacher and noble morality teacher，therefore，teacher education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training teachers of profound knowledge with noble morality. Furthermore，he proposed that theory and practice should be combined during training teachers. On the one hand，more practice can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normal students，leading them to gather more and more momentum and potential in the future； on the other hand，more practic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mbine theory and practice organic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