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勤耕百年灯——王承绪先生的比较教育研究

20世纪的中国，跌宕起伏；持续不断的高速转型使中国教育学研究与中国社会、中国教育实践一样，在撕裂的阵痛与跨越式新生中趑趄前行。在这种社会环境、学术环境中，老一辈教育学家们基于教育救国的理想、响应科教兴国的号召，不惜耗尽毕生心血，书写着感人的学术传奇。这些学术传奇，唯有从近百年的学术史角度予以审视，才能真正彰显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影响。出生于1912年、年近百岁的王承绪先生，学术生涯曲折漫长、学术传奇丰富多彩。对其每一次品味涵咏，都有新的感受、新的收获。

一、承前启后，薪火相传

露丝·海霍（许美德）称王承绪先生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比较教育研究者”、“比较教育的领军人物”。[1]如是评价，确有其根据。贯通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之学术史者，仅檀仁梅（1908—1993年）、王承绪、朱勃（1919—1988年）等老一辈学者。檀仁梅、朱勃两位先生学贯中西，可惜天年不假。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的王承绪先生虽然已过退休年龄，但他重开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之门的责任已是义不容辞。

合作编写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是王承绪先生重开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之门的标志。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制订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的教学方案（征求意见稿）》，决定开设比较教育课程、编写比较教育教材。自1980年起，王承绪、朱勃、顾明远等学者应邀主持编写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并于1982年作为试用教材出版。编写这部教材时，王承绪先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证据是王承绪先生在该教材中一直署名首位；核心证据则是这部教材在比较教育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基本立论以及整体框架设计等多个方面，基本借用了王承绪先生早在1979年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的论文《从国外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现状看我国比较教育教学中的若干问题》中的观点。

这部《比较教育》教材，经多次修订再版，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它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直接原因可能在于，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是一部经得起学术评价和时间考验的经典教材。王英杰教授在2003年重读该书时，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它的经典性：基础性、原创性和科学性、求实和求真的学风。其中，它所彰显的学风是，以深厚理论造诣为基础，以读者为本，而不是以作者为中心、以作者的利益为驱动，深入浅出地表述理论，经得起学有所成的学者反复研读，也可供初学者潜心学习、深入钻研。据此，王英杰教授断定，“《比较教育》是一部学风严谨、文风朴实的基础之作、经典之作。我已经读过多遍，还会再读，也建议从事比较教育的青年学者们反复阅读，我相信会有所收获，会常读常新。”[2]凭借这部教材，王承绪与朱勃、顾明远等诸先生齐心协力，初步完成了继往且开来、学术传薪火的历史重任。

二、教育比较，返本开新

任何一门学科，都难以仅靠一部教材就实现勃兴并臻乎精深。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比较教育已耽搁了30余年，与西方的差距甚大。要想对内夯实学科基础、对外全面快速地实现追赶，“返本”与“开新”同时并举的策略当属首选。“返本”，旨在探求学术之本源、本体及本真；“开新”，则是推动学术发展达到新境界。事实证明，王承绪先生此后的比较教育研究，确实体现了“返本开新”的学术发展策略。

王承绪先生在比较教育研究方面的“返本”战略依赖两大基点：一是坚持贯通外国教育史与比较教育研究，以紧扣教育比较的历史之本；二是不计名利地忘情翻译西方教育名著，以追溯比较教育理论发展之源。王先生一直强调，自己首先是一位外国教育史研究者，改革开放之后才基于时代需要重点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教育史研究是他建构学术大厦的基石。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比较教育研究，就是教育史向现代的延伸，不深入了解教育史，就无法开展高水平的比较教育研究。王先生多次如是强调他的教育史观：就中国而言，不可忽视、难以回避的是“孔子—董仲舒—朱熹—蔡元培”等发展节点的历史演绎；就西方而言，需要关注的则是“柏拉图（以《理想国》为载体）—卢梭（以《爱弥尔》为载体）—杜威”等关键性节点构成的三点一线。王先生翻译西方教育名著、追溯比较教育理论发展之源的工作，最早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借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之机翻译了该组织编写的首部著作《基本教育》（商务印书馆，1947年、1948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环境发生变化，比较教育研究被迫中断，王先生转而从事西方教育名著的编译工作。迨至改革开放，为了向外借鉴，也为了重新融入国际学术界，王先生更加积极地从事学术翻译工作，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200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收官译作《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1947年以来的60年间，王承绪先生共独立和主持翻译西方学术名著26部。

王承绪先生“返本”战略的集大成性成果，则是《比较教育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一部比较教育学术史著作。它以全球性视界，紧扣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主要学术流派，要言不繁地廓清了比较教育诸家学说的发展历史，为后辈学习、研究比较教育思想史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赢得了顾明远先生“历史钩沉向未来”的评价。[3]没有百年生活史、没有近80年的学术研究史，根本不可能如此简明扼要地梳理出如是丰富深刻的比较教育学说史。

学术研究，返本是基础，开新乃鹄的。王承绪先生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开新”性成果，有具体的学术著作，更有由他首倡和具体推动发展的新兴学科分支。就学术著作而言，其中规模最巨、影响力最大者，当数他在20世纪90年代与张瑞璠先生共同主编并广邀国内学术精英集体编写的三卷本著作——《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在王承绪先生等编写者看来，该著作通过宽视域、多学科的中外教育比较研究，开创性地“融比较教育、中外教育史及文化科技交流史于一炉，这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尚无先例。”[4]露丝·海霍认为，这套著作是王承绪先生最为重要的学术成就，实质性地开展了深层次的教育比较研究。“长期以来，比较教育意味着外国教育调查和一般的观察，目的在于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因此并没有真正的比较。王先生这一生最大的学术成就在于探索和理解了中国教育史和欧洲教育史之间能导致持久而有效变革的深层次联系。”[5]更为重要的是，它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局限，真正开展了以中国为基点的、本土化的比较教育研究。这部巨著“以自己的方式对中国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中的重要性展开了充分的论证，即把当代以及新近出现的教育问题与困境放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加以考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从外国接收和引进了很多进步的教育思想，但这些思想必须联系中国自己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遗产来理解。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且在中国越来越被指望在全球社会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刻，对中国文化教育遗产的理解将根基于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综合。王承绪先生的学术领导作用已为这种理解与交流奠定了基础。”[6]这项学术成就充分体现了王承绪先生“在中国和英语世界之间架设桥梁的一生”的独特价值，[7]顾明远先生称之为“集中外智慧，探育人真谛”。[8]

在学科发展领域，王承绪先生最大的“开新”性成果就是在国内首倡并身体力行地建设比较高等教育分支学科。1982年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成立时，王先生开设了比较高等教育课程，撰写了讲稿《比较高等教育引论》。[9]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等著作尚未被翻译引进，而在该讲稿中，王先生正式使用了“比较高等教育”一词，这在国内尚属首次。从1987年起，王先生主编的“外国高等教育丛书”相继问世，《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译著，影响深远。杨汉清等教授认为，“这些成果将对我国比较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10]1999年开始，通过校译原译著和增补新译著，王先生在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的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

三、弘扬实学，明体达用

王承绪先生的学问，在“返本开新”之际，继承和光大了旨在“明体达用”的传统“实学”精神。宋明以来，知识分子的重大进步之一就是对“实学”精神的自觉践行。二程（程颢、程颐）曾言：“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11]“实学”追求“道”与“器”、“体”与“用”、“知道”与“适用”的统一。“知道”旨在“明体”，“适用”意即“达用”。与“实学”传统一脉相承，王承绪先生的比较教育研究特别强调三大功用：学术、借鉴及咨政。[12]其中学术目的旨在“明体”，借鉴与咨政则是“达用”。王先生曾担任浙江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副教务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发挥比较教育的借鉴、咨政功用做出了多方面努力。但作为一个书斋型学者，他的比较教育研究重点彰显了“实体”、“实用”两个方面的学术。

首先，王承绪先生“返本开新”式的“实学”成就，为中国比较教育、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他翻译出版的26部著作，至今已有10部被多次再版。在《高等教育研究》杂志1998—2007年间的论文被引文献排名前24位的著作中，王先生的3本译著《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及《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分别名列第一位、第二位、第十一位。[13]龚放教授以CSSCI期刊2000—2004年间教育研究论文为分析对象，在被引最多的30本译著中，王承绪先生有5本译著入围。龚放教授在当时甚至预言，“下一个五年如果再作CSSCI数据统计分析，一定会有更多的王老及其学生的译著进入被引最多的译著行列。”“时隔两年，在2005—2006年教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53本外国著作中，王老及其弟子翻译的外国高等教育名著果然有11本入围，如果加上先生所译杜威的经典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就有12本，占入围总数的26.42%。在被引最多的前八名中竟有一半，在被引最多的前五名中居然有三种！”[14]王先生通过名著翻译为中国教育研究界所奠定的知识基础，不仅为培养教育研究者所必需，而且更应看到，“学术翻译方面的扎实工作，有效地提供了来自国际社会的一系列理念和观点，并对20世纪80、90年代高等教育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15]

其次，“返本开新”式的“实学”成就，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978年以来，王承绪先生持续探索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构建了涵括哲学层面的研究方法论、中层的学科研究方法、具体的研究方式和操作技术在内的完整方法论体系。[16]就哲学层面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而言，王先生认为，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研究问题，从内在的本质来分析问题，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理论。就中层的学科研究方法而言，王先生以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为突破口，在国内率先倡导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比较的角度开展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1988年，王先生翻译出版了伯顿·克拉克主编的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中译名为《高等教育新论》），展示了西方学者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织学、社会学、文化学、科学学、政策学等八个学科视角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成就。此书翻译出版之后，在国内掀起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热潮，出版了潘懋元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徐小洲的《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多部富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著作。就比较教育具体的研究方式和操作技术而言，王承绪与张瑞璠等学者针对比较教育研究中难以处理的古今（时间维度）、中外（空间维度）、史论（思想维度）关系，提出了如下观点：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以史为经、以问题为纬；纵横比较，横向为主；有所侧重、不求全备。王先生这套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体系，至今已成了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界的基本常识，后辈学人大多从其学说、习其观点、受其教育，即便有学者持不同立场，但谁也无法漠视、回避其思想影响。

四、修德内圣、物我两忘

在此前100年的生活、80余载的学术生涯中，王承绪先生以恭敬虔诚、竭尽心力的态度，鞠躬尽瘁地为中国学术界、教育学界贡献自己的才智，并展现、诠释了诸多难能可贵的学术精神。在中国教育学界，王承绪先生已不单纯作为一个学者被尊敬，他已成为一个神话、一段传奇、一位偶像、一大象征，并已升华为一系列学术精神的标志。也许王先生的学术观点会被后辈发展甚至超越，但他的学术精神，是令后辈高山仰止的永恒财富。

王承绪先生非常重视品行砥砺和德性修养，并且所修者乃大德；而德之大者，莫若于爱国救国、报效祖国献身民族。王先生出生之时，恰逢民国初立，外患未除且内乱频繁，军阀混战、国难当头，各种救国思想层出不穷。受此熏陶，早在浙江大学求学之时，王先生就作为杭州学生运动组织者，于1935年最早响应“一二·九”运动。独特的成长经历，使王先生逐渐坚定了爱国、救国、强国的梦想，树立了救国必由教育、中国教育亟须改革与追赶、改革与追赶的捷径在于比较和借鉴的学术信念。

遗憾的是，抱定救国理想的王承绪先生，1947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回国后，未能躲过“反右”、“文革”的风暴。“文革”期间，王先生家中所有珍贵的图书资料全被搬走，堆放到办公楼的楼梯间下。对于这些遭遇，包括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王先生极少提及。经历了中华民族最曲折跌宕的20世纪的王承绪先生，改革开放以来把自己满腔爱国、救国、强国的热血，与时俱进地从教育救国转换到科教兴国上来，在70高龄焕发出学术生命的“第二春”。这一切，深刻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面对日渐浮躁、功利的学风，王英杰教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当我再次阅读王承绪先生和顾明远先生主编的《比较教育》一书时，紧缩的心逐渐舒展开来，它像一股清风抚平躁动的心，它像一剂良药摆在我们比较教育后来者的面前。”[17]在学术功利主义渐见抬头的背景下，王承绪先生思考的是什么？在2006年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第13届年会上的录像讲话中，王先生重提他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刚刚迎来“科学的春天”时的一句话：“真想做到有三头六臂，把过去失去的时光补回来。”[18]这其实是一位挚爱学术但其学术工作因时代的误会而被耽搁30余年的学者的心声。早在1979年探索恢复比较教育学科时，王先生曾特意引用了美国学者诺亚用于形容国外比较教育学发展甚速的故事：偷喝怪人杜松子酒者一觉睡了20年，出发时他是英王乔治的臣民，归来时已是合众国的自由公民。[19]观棋烂柯，光阴荏苒；只争朝夕，忘却“今夕是何年”！撰写这篇论文时，王先生已年近70，但字里行间不但毫无“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自怜，反而表现出“以学术为业”的忘我精神和无我境界！“忘我”是基础，在“忘我”中升华到“无我”的高度，才是王先生学术生涯的真精神。“无我”则无欲无求、超然物外，进而臻乎“物我两忘”的大欢喜境界。这既是一种学术境界，更是常人难以修炼的人生境界。这样的学术、人生境界，根基于王先生的终生修养。幼时接受国学熏陶，留学英伦时获得英国绅士教养，使王先生能将中国儒家文明的精髓与英国博雅教育的神韵集于一身，从而使他做学问与做人皆臻一流境界。这种境界，有如王维的绝句《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飞鸟，时鸣深涧中。”清新隽永、沁人心脾，幽香淡淡却能恒久传承。此种境界，有余立先生诗作《晤王承绪教授》为证：

“一见倾心十载从，中西学贯说元龙；精神矍铄今犹昨，笑语温良我愧公；晚岁依然多述作，华年早已决雌雄；相期去国开新域，促膝燕京话别衷。”[20]

“中西学贯”、“笑语温良”，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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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5][6][7][15] Ruth Hayhoe. 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M]. Hong Kong，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43、75、75、75、72—73.

[2][17] 王英杰. 我国比较教育的一部奠基之作——评王承绪和顾明远主编的《比较教育》兼议学风问题[J]. 中国大学教学，2003，（6）.

[3] 顾明远. 历史钩沉向未来——介绍王承绪先生主编的《比较教育学史》[J]. 比较教育研究，1998，（4）.

[4] 张瑞璠，王承绪. 中外教育比较史纲[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前言.

[8] 顾明远. 集中外智慧，探育人真谛——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J]. 中国图书评论，1999，（4）.

[9] 王承绪. 比较高等教育引论[J]. 外国教育，1983，（6）.

[10] 杨汉清，韩骅. 比较高等教育概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5.

[11] 儒家经典编委会. 儒家经典[M].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1608.

[12] 徐辉. 士志于道，不舍昼夜——回忆王承绪先生关于比较教育研究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J]. 比较教育研究，2010，（9）.

[13] 易高峰，等. 《高等教育研究》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图谱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2009，（10）.

[14] 龚放. 中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论著影响力报告——基于2005—2006年CSSCI的统计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2009，（2）.

[16] 陈伟. 论王承绪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J]. 比较教育研究，2010，（9）.

[18] 哲达. 学界前辈殷切期望——王承绪教授寄语比较教育分会第13届年会[J]. 全球教育展望，2007，（1）.

[19] 王承绪. 从国外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现状看我国比较教育教学中的若干问题[J]. 杭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4）.

[20] 余立. 从心诗词集[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13.

On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of Professor Wang Chengxu

Chen Wei

Abstract：Wang Chengxu，a nearly 100-year-old professor，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creating by returning to the origin，making practical use of truth" ， "inheriting the classic ideas and forging ahead"，translated a lot of famous western education books，edited the first textbook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with other famous scholars，edited many creative writings such as Histor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Short History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and initiated the sub-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by which professor Wang laid the knowledge and methodology foundations for Chinese comparative education. Professor Wang's great academic scholarship benefits from his patriotism，taking science as a vocation and the rare wisdom of life.

Key words: professor Wang Chengxu，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wisdom of life，academic contribution

Author：Chen Wei，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h.D. of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

[文章出处：《教育研究》2011年第4期]